新思維 Third Side

新思維 Third Side 【新思維 • 香港非建制政黨】
尋找缺口裏的空間,實現空間裏的可能
政策研究|公共倡議|為民行動|務實改革

【宏福苑大火,能帶出公務員改革決心?】宏福苑火災發生後,代表政府的資深大律師在獨立委員會上表示:這場大火主要由承建商及相關持份者的違法,並非政府部門本身所直接造成;政府面對的是監管制度有弱點,但弱點不等於火災成因本身。這種說法看似平衡,卻是...
04/08/2026

【宏福苑大火,能帶出公務員改革決心?】

宏福苑火災發生後,代表政府的資深大律師在獨立委員會上表示:這場大火主要由承建商及相關持份者的違法,並非政府部門本身所直接造成;政府面對的是監管制度有弱點,但弱點不等於火災成因本身。

這種說法看似平衡,卻是淡化政府責任。如果火災真的涉及蓄意違法,當然不能把所有責任都推到政府身上。惟倘若一套制度只依賴受規管者自律,而違法行為又長時間無人揭破,那問題就是整個監管架構沒有發揮應有作用,結果釀成大火。政府真可以完全切割責任?

宏福苑火災暴露的,正正是香港公共治理長期存在卻一直無真正解決的問題。

各自為政 互相推諉
文件收了、巡查做了、投訴回覆了,各部門將「跑完程序」等同「盡了監管」,把巡查次數當成「問責擋箭牌」,卻從無真正追問:隱患是否消除?居民投訴是否有跟進到底?監管及把關工作是否到位?部門巡查了16次、發出6張敦促改善通知書,大火仍然一發不可收拾!

居民早就工人吸煙提出投訴,勞工處以公眾安全事項不屬職權範圍為由,將投訴轉交消防處;消防處卻回覆,有關投訴不屬其職權範圍。各個部門各管一段,一旦事件超出單一部門範圍,責任就變得真空。

火災之後,最需要優先處理的,是災民的生活、安置、資訊,及尊嚴得到保障。但當局安排居民上樓執拾、過渡期安置、居民大會及長遠住屋等,居民都感困擾。另外,居民仍要透過傳媒追問、反覆查詢、被動等待,方能知道事情進展。這與政府說的「以民為本」有很大落差。

高官問責?首長責任?
每逢發生重大事故,社會都會問:責任最終由誰承擔?特首李家超表明「問責到底,追責到底」;但被問及有無官員需下台時,特首一直未正面回應。火災獨立委員會主席已表明,政府內部問責不屬委員會職權範圍。看來「邊個官員要負責」這個核心問題,仍然要另行政治決斷。

經一事,應該長一智。惟宏福苑火災揭示的,偏偏是一些社會早已熟悉卻一直無根治的老問題。監管失效、部門壁壘、資訊不透明、問責薄弱,並非一宗火災才突然出現,而是多年來反覆被指出的治理病灶。政府不應再以「會檢討」、「會改善」、「會優化」這些熟悉說法敷衍公眾。因此,公務員改革不能再只是口號。

倘若政府真想重建公眾信任,就必須拿出能夠落地的制度改革。而現屆政府已進入任期最後一年,更應該把握時間,為下一屆打好基礎。

4個改革方向
具體來說,改革至少要包括幾個方向。

第一,高官問責制與首長責任制必須進一步制度化、標準化,也需具透明度,令責任不再只是政治表態,而是有清晰承擔機制。我們需要釐清局長、常任秘書長、部門首長的權責分工,清晰制定他們的表現指標;各部門都要有3至5個重要的成效指標,作為評估部門及官員的表現,具體說明有權有責。

第二,提升部門協作機制,打破部門藩籬。部門的協作及統籌,應是3名副司長主要責任。他們需定期檢示部門之間的溝通、能否共同解決問題;就重大發展項目或事故,成立跨部門工作小組處理,向副司長交代,以提升運作效率及效能。3名副司長每年就如何提升部門協作,向立法會提交報告及向社會交代。

第三,重組政府中央及地區諮詢架構,吸納不同聲音,特別是青年參與。香港是一個多元社會,有不同聲音、不同訴求,部門和公務員在制訂及執行政策時,必須聆聽市民意見。各諮詢委員會是政府與市民交流意見的平台,不是「圍爐取暖」,因此成員應該有不同聲音、具廣乏代表性,令政府做到廣納民意。

第四,「行政主導」不能變成「行政自轉」,政府必須加強向議會及社會交代,接受監督與制衡,這才是成熟治理的應有樣子。若「行政主導」導致行政權力過於集中,當欠缺制衡和多元參與,容易出現決策狹隘、欠缺社會共識的情况。立法會、傳媒、民間團體、學者等都應積極發揮監察角色,政府應主動與各方良性互動,既可聽取不同聲音,也可提升政府認受性。

大埔宏福苑火災提醒我們:政府要有更大決心面對公務員改革。如果部門仍然只懂劃清邊界、不懂承擔責任,政府仍然只懂事後解釋、不懂事前預防,那麼這次悲劇恐怕不會是最後一次。

作者:新思維主席 狄志遠

🔗全文連結:
https://news.mingpao.com/pns/%E8%A7%80%E9%BB%9E/article/20260728/s00012/1785168103568

#新思維 #狄志遠
#明報 #宏福苑 #公務員改革

【問卷招募|香港青年參與五年規劃調查】你有冇聽過香港黎緊嘅「五年規劃」?又知唔知當中有咩內容同香港青年有關?就業、住屋、創科、金融、北部都會區、大灣區發展……其實都可能影響我哋未來嘅升學、工作同生活選擇。我們是新思維政策研究團隊,現正進行「...
21/07/2026

【問卷招募|香港青年參與五年規劃調查】

你有冇聽過香港黎緊嘅「五年規劃」?
又知唔知當中有咩內容同香港青年有關?
就業、住屋、創科、金融、北部都會區、大灣區發展……
其實都可能影響我哋未來嘅升學、工作同生活選擇。

我們是新思維政策研究團隊,現正進行「香港青年參與五年規劃調查」,希望了解:
📌 青年對五年規劃有幾熟悉
📌 最關心邊類政策議題
📌 願唔願意參與政策討論
📌 對香港及大灣區未來發展有咩睇法
📌 青年表達意見時面對咩困難

如果你係15至35歲香港青年,誠邀你用幾分鐘填寫問卷。
亦歡迎轉發俾身邊朋友,令更多青年嘅真實意見被納入研究。

🔗 問卷連結:
https://forms.gle/eJ91cK6FVAfuct7y9

📅 截止日期:2026年7月27日

所有資料將嚴格保密,只作研究及統計分析用途。

研究完成後,我們會整理調查結果,並就青年政策參與、政策傳播及青年發展提出具體倡議,向社會及相關部門反映青年意見。

每一份回應,都有助我們更全面了解香港青年對五年規劃及未來發展嘅看法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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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二元乘車優惠調整的真正社會代價——改變基層長者出行選擇】當一項原本只需二元的車程,突然變成需要計算的開支,政策的影響就不再只是財政數字,而是會反映在日常生活的選擇之中。長者及合資格殘疾人士乘車優惠新安排已實施,實際後果正逐步在最基層的出行...
18/07/2026

【二元乘車優惠調整的真正社會代價——改變基層長者出行選擇】

當一項原本只需二元的車程,突然變成需要計算的開支,政策的影響就不再只是財政數字,而是會反映在日常生活的選擇之中。長者及合資格殘疾人士乘車優惠新安排已實施,實際後果正逐步在最基層的出行方式上浮現。

改善財赤作用有限 卻轉化為生活負擔
長者及合資格殘疾人士的乘車優惠新安排已推出。政府以控制公共開支為理由,但二元乘車計劃在整體公共開支中佔比不高、效益覆蓋面廣,節省的財政作用有限;代價卻會立刻落在弱勢群體身上。票價由象徵性二元變成需要權衡的開支,可能令出行次數下降,進而影響覆診頻率、社交連結及整體生活參與。

放大空間不平等 開支轉嫁醫療系統
「十元以上車資改為兩折優惠」尤其容易造成不均。由於公共交通收費以距離計算,居於新界及離島的人原本交通成本較高,政策調整後長途出行的實際負擔上升幅度會較大,進一步放大本已存在的地區與生活差距。當出行受阻而社區參與下降,長遠可能把成本轉到醫療及照顧系統,形成「省在交通、花在其他地方」的結果。

政策方向相互抵觸 需觀察出行及醫療影響
政策一方面推動樂齡社會、鼓勵長者保持活躍,另一方面又提高出行門檻,令政策方向出現矛盾。下一步應把檢討重點從「開支有沒有下降」轉向「出行是否減少、醫療服務有沒有延誤、社會參與是否下降,以及不同地區的影響差距有多大」,才能判斷這究竟是有效節省,還是把成本轉嫁給個人與其他公共系統。

公共財政不是單純加減數,而是價值取捨:若節流削弱弱勢群體的流動能力,影響就不會只停留在車費層面。

作者:新思維主席 狄志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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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hk01.com/article/60342655?utm_source=01articlecopy&utm_medium=referral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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#二元乘車優惠 #公共開支

【住屋、工作、醫療三面夾擊下 政府看得見誰的痛】2026年,香港基層市民面對住屋、就業與醫療三方壓力。醫療方面,公營普通科門診與專科收費大幅上漲。住屋方面,《簡樸房條例》生效後,部分劏房租金上升,過渡房屋住戶面臨回流劏房的風險。工作方面,輸...
18/07/2026

【住屋、工作、醫療三面夾擊下 政府看得見誰的痛】

2026年,香港基層市民面對住屋、就業與醫療三方壓力。醫療方面,公營普通科門診與專科收費大幅上漲。住屋方面,《簡樸房條例》生效後,部分劏房租金上升,過渡房屋住戶面臨回流劏房的風險。工作方面,輸入外勞計劃持續,取代本地僱員的就業機會。

基層的困境,並非抽象統計,而是具體的生活煎熬。在早前舉行的民間扶貧高峰會上,有基層市民擔心租金上升與外勞壓低工資,憂慮淪為無家者;有母親為智障兒子輪候公屋長達9年;有工人被拖糧3個月。

全港仍有約兩成人口活在貧窮線下,這幾個問題疊加起來,直接打壓基層市民的基本生活。似乎基層市民在一片唱好的經濟勢頭裏,並沒有感到盼望。

現行「精準扶貧」 看得見全部基層的痛?
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Amartya Sen指出,貧窮的本質不是收入低,而是失去選擇基本生活的自由。當基層市民同時失去揀選住屋的餘地、跟僱主講價的能力,以及負擔看病費用的可能,他所失去的,正是維持基本尊嚴的所有自由。

政府現行「精準扶貧」策略,只鎖定三大群組,卻遺漏了更多需要幫助的人。當局聚焦劏房戶、單親家庭與長者,但殘疾人士及其長期照顧者、過渡房屋住戶、因外勞政策而被迫轉做低薪工作的本地工人,以及身處結構性低薪的在職貧窮家庭,全部不在「精」範圍之內。

要令「精準」兩字名副其實,還需要更好的量度工具與行動原則。筆者多次提倡,恢復「收入貧窮線」作為宏觀的量度尺規,同時加快落實政府早已經承諾的「多維度貧窮」指標,及實時數據庫。此外,制度改革與即時紓緩,必須並行,不能因為改革需時,就把基層眼前的苦擱置一旁。

把握五年規劃黃金窗口 訂立長期扶貧策略
配合國家「共同富裕」方向及「十五五」規劃綱要,香港正處於五年規劃編制期,這是修補制度的黃金窗口。國際經驗證明,應對多維貧窮,有可操作的制度設計,值得香港借鑑轉化。新加坡的「ComCare」計劃,由社福官員整體評估個案需要,協助連結跨部門資源;日本則設立了「第二層安全網」,在最低生活保障之外,額外提供住屋補貼、就業輔導等整合服務。這些做法證明,多維度識別與回應貧窮,並非空談,而是可以落地的制度。

筆者建議分3個層次推進,將住屋、就業、醫療的整合應對,寫入本港五年規劃。

(1)即時層次,紓緩基層眼前壓力:擴大醫療費用減免機制,讓劏房戶也能夠受惠;重啟租金津貼;強化外勞投訴與監察,防止本地工人被不當取代。

(2)中期層次,建立能夠自動運作的機制:恢復「收入貧窮線」,並加快落實「多維度貧窮」指標和實時數據庫;設立以行業失業率自動觸發的煞停外勞機制;確立引入醫生與本地培訓名額並行的監察機制;推動簡樸房租金透明化資料庫,及做好過渡房屋的接續安排。

(3)長期層次,開展系統重整,訂立可問責的滅貧藍圖:政府應制訂長、中、短期滅貧藍圖,並設定具體指標;將在職貧窮、長期病患、殘疾人士及其照顧者,全部納入「精準扶貧」框架;建立官商民三方長期協作機制,善用公共與民間資源;同時設立定期向立法會提交全面扶貧成效評估報告的問責機制。

讓扶貧成果報告成為修補制度的起點
「精準扶貧」不應該是「縮窄受助範圍」的包裝,而是必須看得見每一張基層市民面孔背後的痛。筆者期望特區政府正視民間聲音,讓今年中發布的《香港精準扶貧工作成果報告》成為修補制度的起點,而不是另一份只羅列幾個成果的清單。

最近有官員對於一些不同聲音,指為「危言聳聽」。筆者對此感擔心。中央強調的「行政主導」,不應是「行政霸道」。「長官意志」應能夠容納民間聲音,而官員的最重要職責是施政為民。

作者:新思維主席 狄志遠

🔗全文連結:
https://news.mingpao.com/pns/%E8%A7%80%E9%BB%9E/article/20260505/s00012/1777914176649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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#明報 #精準扶貧 #五年規劃

【國家安全與高度自治】內地與香港是相依相輔的關係。香港作為國際城市及「超級聯繫人」,對國家發展,發揮着促進作用。今天中國已是全球第二大經濟體,在貿易、製造業、科技研發各方面,都實力雄厚。然而,國家的持續發展,仍然高度依賴跟國際市場的聯通。資...
18/07/2026

【國家安全與高度自治】

內地與香港是相依相輔的關係。香港作為國際城市及「超級聯繫人」,對國家發展,發揮着促進作用。今天中國已是全球第二大經濟體,在貿易、製造業、科技研發各方面,都實力雄厚。然而,國家的持續發展,仍然高度依賴跟國際市場的聯通。資金進出、引進技術、國際仲裁服務、全球人才網絡,這一切都需要一個能夠跟國際體系接軌的「窗口城市」。

香港的國際城市特質
「國際城市」這4個字,不是靠自封。它是由開放包容的環境、能夠吸引全球人才的制度、跟國際規則接軌的法律體系,以及於全球體系裏無可替代的中介功能,一點一滴累積而成。香港過去數十年得以成為國際金融中心,靠的正是這些特質的長期積累。於當前全球地緣政治格局日趨複雜的背景下,各主要經濟體都在爭奪國際樞紐地位。香港若要維持競爭優勢,更須珍視並積極強化這些核心特質,繼續發揮國際城市的角色,這有利國家與香港的共同發展。

當年一國兩制、高度自治的設想,並非國家對香港的「讓步」妥協安排,而是國家全面進步的戰略考量。鄧小平當年的構想,核心邏輯就在於讓香港維持既有制度優勢,作為發展香港本地及服務國家的長遠發展策略。這套制度設計,於回歸後廿多年間,確實使香港在國際社會上保持獨特地位,也讓國家從香港的國際網絡中獲益良多。

2019年的社會運動,令香港陷入嚴重撕裂,中央政府擔心有外部勢力介入,危害國家安全,於是主動為香港制定《港區國安法》,並調整香港的管治策略、加強對港管理。對於國安法,不少香港市民仍是有擔心的。我們要重新拿揑香港民主、自由、法治的空間。雖然特區政府官員多次強調,國安法不會影響香港既有的自由和法治,但在新法例下,社會各界都在觀察、適應及重新認識新的運作邊界。這個過程需要時間,也需要政府與市民之間持續溝通及建立互信。

兩者相輔相成 不是互相排斥
國家安全與高度自治,不應是互相排斥,而應該是相輔相成。維護國家安全,令中央對特區的管治更放心,特區管治團隊能夠在安全平穩的土壤上,發揮更大管治效能,有利推動社會發展。當然,我們期望在安全的環境下,更能夠促進社會開放、包容與多元。這也是香港作為國際城市的基石,可以令外資更有信心,以香港作為進入中國內地市場的跳板。事實上,一個穩定有序的香港,本身就是對國際社會的最有力信心保證。

「高度自治」在《基本法》裏列明,是一國兩制的核心設計,讓熟悉香港的香港人管理自己地方,這最能貼合本地需求。在國家主權下,港人可以發揮自身優勢,促進經濟發展,維持社會制度穩定,在融入國家發展當中,發揮更好的聯通國際橋樑角色。港人對本地社情、文化、國際商業慣例的熟悉,正是高度自治的最重要施政基礎。過去多年的發展,見證了港人的能量,中央也可以對「港人治港」有更大信心。一個高度自治、運作良好的香港,是國家安全的資產,而非負擔。

再一次強調:國家安全與高度自治,並不互相排斥,而是相輔相成,兩者是「你中有我,我中有你」。我們要對國家安全有正確認識、對高度自治有足夠信心,兩者並行,方能成就一個既安全又充滿活力的香港。

作者:新思維主席 狄志遠

🔗全文連結:
https://news.mingpao.com/pns/%E8%A7%80%E9%BB%9E/article/20260519/s00012/1779122717343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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#明報 #國家安全 #高度自治

【三萬多青年不工作不升學——社會應該反省什麼?】📄文章撮要 近期立法會文件指出,2025年本港15至24歲青年失業率升至11.2%,且青年失業率約為25歲以上成年人約三倍多;同時約有3.6萬名尼特族,佔整體青年人口約6.3%。議員多擔憂並提...
18/07/2026

【三萬多青年不工作不升學——社會應該反省什麼?】

📄文章撮要

近期立法會文件指出,2025年本港15至24歲青年失業率升至11.2%,且青年失業率約為25歲以上成年人約三倍多;同時約有3.6萬名尼特族,佔整體青年人口約6.3%。議員多擔憂並提出「加強培訓」、「提升就業積極性」,但文章反問:問題是否真在年輕人本身?

誰在制定標準答案
文章指出,官方把「尼特族」定義為不工作、不升學、不參加職訓的年輕人,因此很容易被直接貼上「高風險」標籤。作者認為社會默認只有直線式成功路徑(讀好書、找穩定工作),但這套標準答案本來就由成年人規劃,壓縮了年輕人的探索空間;當他們未能立即符合要求,就更容易被視為失敗。

人生需要探索期
作者強調,尼特現象往往與經濟轉弱、產業轉型、自動化取代初級職位等結構因素有關。部分年輕人並非無所事事,而是透過兼職、義工、短期項目、打工度假或短暫調整方向累積經驗。作者主張先把「尼特」理解為從學校到職場的過渡探索期,而不是直接等於「問題」。

成長節奏不應只有一種
文章提到,25歲以上失業率約為3%,顯示不少人其實在二十出頭曾經探索或走得較慢,最後仍會進入勞動市場。因此社會不應只接受單一速度與路徑的成長節奏。當制度只承認一套成年人的時間表,跟不上就被當作出事,便會放大標籤化效果。

制度應提供值得投入的未來
針對政府常見回應(提升競爭力、就業計劃、企業補貼、先聘用再培訓等),文章認為問題不止是技能或積極性。年輕人需要考量的還包括:工作是否有前景、有尊嚴,是否有足夠心理健康支援與基本保障、是否能安全探索。若政策只要求年輕人更積極,卻不反思制度是否提供「值得投入的未來」,就等於把壓力轉嫁下一代。

政策應轉向與青年同行
作者提出政策方向應從「減少尼特」轉為「認識尼特」,透過長期追蹤研究辨別:哪些是貧窮、健康或家庭創傷帶來的困境,哪些是有意識的選擇。亦應容許多元成長路徑,並不只談就業,還要談探索:生涯規劃、心理健康服務、實習與創新試驗平台,降低試錯成本,讓年輕人在不確定中也有支援。

尼特族不是要被消滅的群體,而是一面鏡子反映社會對成功想像過於單一、對成長缺乏耐心。若相信年輕人會為自己負責,就應給他們時間與空間,把「尼特」從負面標籤變成成長過渡。

作者:新思維主席 狄志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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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hk01.com/article/60358566?utm_source=01articlecopy&utm_medium=referral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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#青年就業 #尼特族

【行政主導 必須問責到底】香港特區奉行行政主導,是《基本法》確立的制度安排,權力相對集中於行政機關。過去20多年,社會談及「行政主導」,多強調其提升效率、加強統籌的一面,卻較少正視其制度邏輯的另一半——當權力愈集中,責任就必須愈清晰、愈具約...
17/07/2026

【行政主導 必須問責到底】

香港特區奉行行政主導,是《基本法》確立的制度安排,權力相對集中於行政機關。過去20多年,社會談及「行政主導」,多強調其提升效率、加強統籌的一面,卻較少正視其制度邏輯的另一半——當權力愈集中,責任就必須愈清晰、愈具約束力。有多大的權,就應有多大的責任。倘若只談主導而不談問責,行政主導便容易由「有效管治」滑向「有權無責」。

因此,「行政主導」從來不是減少監察的理由,反而更需要建立對等而有力的問責機制,包括來自立法會、傳媒及市民的三重監察。三者互為支撐,缺一不可。

在當前政治環境之下,這條監察鏈並非沒有裂縫。選舉制度調整之後,部分市民對立法會的監察角色仍存疑問,這是客觀存在的社會觀感。正因如此,行政機關更無理由讓其餘的問責渠道同樣疲弱,否則整個制度的制衡能力,將進一步被削弱。

問題在於,近年行政主導「有權」的一面不斷被強化,「有責」的一面卻未見相應落實。

問責不落地 制度自然失衡
首先是問責制本身。2002年推行的主要官員問責制,原意正是為「行政主導」補上政治責任的一環,使司局長須就政策失誤承擔後果。當年政府向立法會提交文件時(註),已經明言主要官員「可能需要為重大政策失誤而下台」。然而20多年過去,真正因政策失誤而須承擔政治責任的案例,寥寥可數。制度上設下了責任門檻,惟實際執行卻未能對應,令問責制逐漸流於形式,削弱其原有的制度功能。

其次是政府在重大事故後的問責標準,欠缺一致性。面對同樣涉及公共安全與重大傷亡的事件,政府有時會引用《調查委員會條例》,成立具法定權力的調查委員會,例如2012年南丫海難,及2015年食水含鉛事件。不過亦有不少情况,政府只設立不具法定傳召權的檢討委員會或專家小組。問責深度隨個案而變,難免令人質疑,相關決定究竟是基於制度原則,還是行政便利。

而宏福苑火災事件,正是當前問責落差的集中體現。

大埔宏福苑五級大火,是近年最嚴重的公共災難之一。事後政府成立的是「獨立委員會」,而非法定調查委員會。兩者的關鍵差異,在於後者擁有傳召證人的法定權力。宏福苑火災獨立委員會主席基於效率與進度考量,認為毋須升格。這一專業判斷,值得尊重,但現實後果亦清楚可見——在公開聽證中,多名被指涉及工程與維修責任的關鍵人物拒絕出席聽證會,只提交書面陳述,委員會無法對其當面質詢。

誠然,涉及刑事責任的部分,自有執法機關依法處理;惟在公開問責層面,關鍵人物可以迴避質詢,本身已削弱了問責的完整性。行政長官曾經就事件表示會「一查到底,追責到底」,並強調無論政府或非政府人物均須負責。以此標準衡量現况,落差是明顯的,也難免動搖公眾信心。

綜合而言,問題並不在於「行政主導」本身,而在於權責未能對稱落實。權力不斷集中,但責任未能同步強化。市民真正的不安,不是質疑政府是否有能力處理問題,而是不確定當問題出現時,制度能否確保有人真正負責。

能否做到「追責到底」宏福苑事件乃試金石
宏福苑事件如要避免成為一個問責失靈的案例,在於當調查報告公布之後,政府是否會按報告內容,逐一追究各個環節的責任,無論是涉及政府部門、專業人士或承建商?是否會把制度漏洞,轉化為具體的法例修訂與監管改革,而非止於報告文本?這些才是判斷問責有否落實的真正標準。

倘若政府能夠以更高標準回應,包括全面交代責任、落實制度改革、建立更清晰的調查機制門檻,當局將可向社會清楚展示,「行政主導」並非意味權力凌駕問責,而是權責相稱、相互制衡。

是次宏福苑悲劇的代價,無法逆轉,惟制度可以選擇從中學習,而非重複犯錯。「行政主導」能否走出「有權無責」的陰影,關鍵不在理念,而在於是否真正做到「追責到底」。

註:政制事務局,〈主要官員問責制〉,2002年4月17日

作者:新思維主席 狄志遠

🔗全文連結:
https://news.mingpao.com/pns/%E8%A7%80%E9%BB%9E/article/20260714/s00012/1783960630855v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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#明報 #行政主導 #問責

【黃錦輝辭職之後立法會補選之爭——不只是「錢」的問題 |】📄文章撮要 近日,立法會議員黃錦輝因涉嫌酒駕辭任立法會議席,引發應否補選的討論。行政會議成員認為條件許可應盡快安排,但亦有意見指人手充足、補選涉可觀公帑且恐惹市民反感,坊間更不乏「嘥...
16/07/2026

【黃錦輝辭職之後立法會補選之爭——不只是「錢」的問題 |】

📄文章撮要

近日,立法會議員黃錦輝因涉嫌酒駕辭任立法會議席,引發應否補選的討論。行政會議成員認為條件許可應盡快安排,但亦有意見指人手充足、補選涉可觀公帑且恐惹市民反感,坊間更不乏「嘥錢」之聲。若將問題簡化為「是否值得花錢」,便忽略了最根本的法治核心。

法規明定「必須」補選 現實卻容許「無限期」懸空
根據《基本法》及《立法會條例》,議席出缺後「必須」安排補選,屬法定責任而非政策選項。然而,因法例未訂明具體時限,實務上「長期懸空」已成常態——歷來約六成(30個)出缺議席懸空逾一年,如前議員黃元山席位曾懸空達一年半。這種法定責任因欠缺時限而無限期延後,正逐步掏空依法規行事的法治含義。

市民「可有可無」的冷漠 折射議會認受性的惡性循環
拖延補選毋須付出代價,折射出議會認受性的結構危機。當市民覺得「少一個議員無所謂」,政府便失去民意壓力;而補選一再延期,又加深「立法會不重要」的印象。市民抗拒補選雖看似心疼公帑,實質是日常生活中難以看見議員如何具體改變政策,使議會的「功能感」流失。

補選填補議席易 重建制度與民心的距離難
要扭轉惡性循環,立法會必須主動爭取社會認可,建立有效溝通渠道,具體向公眾交代審議與表決如何影響政策與民生。政府應依法履行補選責任,不容「必須」淪為便利選項。

補選是法律責任,其爭議折射出社會對制度信任的現況。政府固然應依法履行責任,不容「必須」淪為便利選項;立法會更須正視功能被質疑的風險,透過實際工作重建信任。補選可以填補一個議席,但唯有重建信任,才能填補制度與民心之間的距離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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#補選 #立法會

【問卷招募|殘疾人士就業研究(就業展才能計劃)】你或身邊的人,有冇試過搵工時因為殘疾而遇到困難,甚至被拒?我們是新思維政策研究團隊,現正進行一項關於殘疾人士在求職及就業過程中所面對困難的研究,並會重點檢視「就業展才能」計劃的實際成效。現時殘...
16/07/2026

【問卷招募|殘疾人士就業研究(就業展才能計劃)】

你或身邊的人,有冇試過搵工時因為殘疾而遇到困難,甚至被拒?

我們是新思維政策研究團隊,現正進行一項關於殘疾人士在求職及就業過程中所面對困難的研究,並會重點檢視「就業展才能」計劃的實際成效。

現時殘疾人士在公開就業市場仍面對多重障礙,包括身體限制、無障礙設施不足,以及僱主偏見等;2020年有意工作的殘疾人士失業率達11%,幾乎是整體的兩倍。我們希望透過系統性整理經驗與數據,找出問題根源,並提出具體政策改善建議。

📣 誠邀你填寫問卷,或轉發予身邊的殘疾人士(不論是否正在求職或已就業),讓更多真實聲音被看見

👉 問卷連結:
https://forms.gle/JorJ15Vfk8Jzo1QG6

⏳ 截止日期:2026年7月24日
🔒 所有資料將嚴格保密,只用於研究用途

研究完成後,我們將召開記者會公布結果,並向相關政府部門提交建議書,爭取改善殘疾人士就業政策。你的回應,將會成為推動改變的重要一部分!

#新思維 #殘疾人士就業 #民意調查

【香港家庭危機的結構性死結是什麼?】📄文章撮要 6月10日,太古城廬山閣母女在同一天先後墮樓離世。母親早上身亡,12歲女兒目睹後送院評估,並隨父返家;女兒其後亦作出同樣選擇。過程看似完整,悲劇仍發生,重點不在「有沒有人介入」,而在整個支援網...
17/06/2026

【香港家庭危機的結構性死結是什麼?】

📄文章撮要

6月10日,太古城廬山閣母女在同一天先後墮樓離世。母親早上身亡,12歲女兒目睹後送院評估,並隨父返家;女兒其後亦作出同樣選擇。過程看似完整,悲劇仍發生,重點不在「有沒有人介入」,而在整個支援網絡在最關鍵時刻出現漏洞。

表面是家庭悲劇 實為社會結構問題
香港家庭及心理健康狀況仍未見根本改善:不少人處於孤獨狀態,同時抑鬱與焦慮指數偏高、青年受影響更嚴重。這些問題呈現持續累積的結構性壓力,而非偶發事件。

壓力從哪裏來? 學業文化是核心
事件涉及教育與管教爭執。青少年精神健康受學業成績、家人期望與家庭關係影響突出。學業壓力與家庭張力互相放大:孩子在比較與期望間疑自我,父母則在長期焦慮與管教拉鋸中升溫。教育政策若仍停留在口號層面,家庭情緒張力難以真正被疏解。

求助無門因服務資源嚴重滯後
即使家庭有意識求助,服務體系仍受輪候時間和人手不足影響。精神科門診輪候長、需求持續上升;前線社工面對個案量過重,難以對每個家庭作深入危機評估。要求社工「主動識別危機」在資源未配套下並不切實際,需要透明檢討與工作量上限。

為何危機發生後仍跟進失效?
悲劇同時暴露「危機已介入、仍可能斷裂」的問題:女童曾被送院評估,之後返回住所,但悲劇仍未避免;社署亦指母女均非事前跟進個案。因而需要檢視現行危機評估與三層應急機制(預防、識別、介入)是否能有效識別並持續支援急性創傷個案,而不是等到下一宗悲劇才補救。

預防、識別、轉介缺一不可
社會應從三個層次同步推進:
第一,建立跨界別高危家庭識別網絡與清晰即時轉介路徑,避免個案在交接縫隙中消失。
第二,強化醫社合作與整合轉介機制,縮短輪候並訂立服務承諾指標,令支援能及時到位。
第三,推動公眾情緒教育,降低求助污名,讓更多人知道何時、如何尋求專業協助。

制度改革不易,但每一次拖延都可能付出沉重代價。這次悲劇不應只停留在新聞焦點,而應成為推動制度根本改變的轉捩點。

作者:新思維主席 狄志遠

🔗全文連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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#新思維 #狄志遠
#太古城 #家庭情緒危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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